• <rp id="ev4gy"><object id="ev4gy"></object></rp>

  • 專訪劉尚希:防止中國經濟步入新“L型”,需要一次更廣泛的改革

    宋笛2023-07-29 09:35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宋笛 杜濤 “現在要考慮的是目前經濟是不是正在經歷一個拐點,如果是拐點,經濟就會繼續下行,難以回歸既有的增長軌跡,進入一個新的‘L型’。”7月20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劉尚希在接受經濟觀察報專訪時表示。

    2023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呈現了復蘇由強轉弱的態勢,一些超預期問題也開始逐漸顯現,其中一些此前未曾經歷,尚缺乏理論共識。

    經濟學家不得不圍繞這些問題展開討論,辜朝明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一個用于解釋上世紀日本經濟衰退的理論——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國引起了社會廣泛的共鳴,盡管很明顯,日本和中國存在方方面面的巨大差距,本不應簡單類比。

    劉尚希是中國財政政策的資深研究者。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對當前經濟形勢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意見建議,座談會上,劉尚希、羅志恒等專家學者先后發言。

    劉尚希對經濟觀察報表示,目前經濟未達潛在增速,仍有宏觀政策發力空間,可以采取降息、稅優等措施,但真正令人擔憂的問題是,中國經濟潛在增速是否出現了放緩?

    從種種跡象來看,這是有可能的。這與中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的說法不矛盾,問題是如何使之變成現實?

    這需要用風險思維、創新思維來思考和應對。

    在劉尚??磥?,潛在增速的放緩是由于一些重要的結構性改革遲遲未能完全推進,因此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帶來了一些問題。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城鄉二元結構:數億農民工處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漂泊”狀態,他們既無法完全脫離鄉村,又無法真正融入城市。在這種狀態中,實質的城鎮化受阻,消費、投資的活力難以釋放,長期需求受到抑制,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也會受影響??萍紕撔录捌洚a業化,是以社會需求的增長為條件的。

    因此,要穩住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迫切需要進行城鄉二元結構改革,而這場改革涉及的不僅僅是經濟領域,將會更多涉及社會領域。

    在劉尚??磥?,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更多集中在“國家與市場”關系的調整上,而在“國家與社會”關系,“中央和地方”關系等治理范疇的改革上,孤立地看,取得明顯進展和成效,但用系統觀念衡量,依然滯后于經濟領域的改革,成為拖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但同時也是下一波改革紅利的來源。

    “為什么我們經濟領域這些年發過的一些文件,效果似乎不如以往?就是因為經濟改革本身也是受社會改革制約的。要從經濟這個概念上跳出來,超越經濟,從整個社會去看經濟發展”,劉尚希說。

    一個新的“L型”?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我們目前經濟處于一個什么樣的階段,是在一個“十字路口”嗎?

    劉尚希:這個要看接下來的政策抉擇?,F在要考慮的是目前經濟是不是正在經歷一個拐點,如果是拐點,經濟就會繼續下行,難以回歸既有的增長軌道,進入一個新的“L型”。(注,2016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時,曾經經歷過一個“L型”,即經濟增速逐漸換擋的階段)

    這是要預防的最大的一個風險,就是過去我們講“L型”,現在是不是又有可能會出現一個新的“L型”,如果有一個新的“L型”,我們又是在那條豎線上還是橫線上?

    經濟觀察報:這里是不是存在一個差別,2016年談的“L型”實際上是中國經濟逐漸回歸潛在增速的過程,但目前可能面臨的“L型”并不一定是一個必然的過程,而是如果做對了一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劉尚希:這將取決于兩件事,一個取決于改革,一個取決于宏觀政策。

    因為改革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如果潛在增長率、全要素生產率一直在下滑,那么實際的增長率是沒有辦法往上走的,靠著政策刺激也是沒辦法的。

    現在就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實際增速,一個是潛在增長率,二者差多少。

    大多數判斷我們潛在經濟增速是6%左右,但上半年實際增速是5.5%,全年可能是5%,與去年兩年平均計算則更低了,與潛在增速間還有距離,大概只到一半,從這個角度判斷,宏觀政策還是有空間的。如果這個空間沒有了,政策工具箱里工具再多,也不能干了。

    所以,對目前經濟形勢的判斷,仍處于艱難的復蘇過程中,沒達到正常的增長狀態,宏觀政策還有空間,應該發揮更大作用。

    第二點就是潛在增長率是不是下降了。這是個復雜的問題,和很多制度安排、經濟體制創新直接相關,若改革能趟過深水區,就能通過改革紅利的釋放去穩住潛在增長率、全要素生產率。

    當然這個要經過研究測算,目前普遍認為現在潛在增長率、全要素生產率都在下滑。那么是什么問題導致了我們國家潛在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可以說是方方面面,非常復雜,但最核心最主要的我認為就是城鄉二元結構。城鄉二元結構就像一個陷阱一樣,拖累了我們經濟,使潛在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難以提升。

    城鄉二元結構拖累經濟增長

    經濟觀察報:怎么理解城鄉二元結構拖累經濟?

    劉尚希:短期看,收入增長消費就擴大。從長期和宏觀趨勢來看,其實內需取決于一個國家城市人口增長的速度。

    市民的消費結構和農民是不一樣的,我們提升消費水平和升級消費結構的最大機會,就在農民市民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之中。在靜態的城鄉結構下,擴大內需的空間很小。

    經濟觀察報:目前我們城鎮化的空間還大嗎?

    劉尚希:這些年講的城鎮化率,多是名義的城鎮化率(注:即常住人口城鎮化率,2022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5.2%),但實際的戶籍城鎮化率2022年只有47.7%(還包括縣改區的被城市化的種地農民),兩者差了17.5個百分點;而按照人口規模來說,大約有2.9億人在城鄉間呈現了這種“漂移”的狀態(注:既是城市的常住人口,又是農業的戶籍人口)。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收入增加了,他的消費水平、消費結構都是難以上升的,掙點錢可能又回到農村去了。因為他對城市生活沒有穩定的預期。他們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代也是處于這種狀態。從長期來看,消費怎么擴大呢?

    這些年我們居民消費率和最終消費率有一點提升,但是跟全球的平均水平比是墊底的。在全球211個經濟體里頭,這兩項數據比我們更低的只有10個到15個,而且都還是一些很小或很窮的國家。反過來說,我國一直是儲蓄率很高的國家,不得不靠投資、凈出口(順差)來消化高儲蓄。一旦走上這條路,要提高消費率則變得異常艱難。

    經濟觀察報:這種城鄉二元結構包括一些什么內容,有哪些因素導致了目前這種結構的持續存在?

    劉尚希: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是三個二元結構的疊加,一個就是我們常說的經濟二元結構,就是劉易斯闡述的,落后的農業與發達的工業之間的差距,這個差距是可以通過市場化、工業化逐步解決的。

    但除了經濟二元結構,還有一個社會身份二元結構:“農民”不僅僅是一個職業特征,也是一個社會身份,“市民”也同樣如此,現實生活中,這兩種身份擁有的基本權利是不平等的。

    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就,就是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了,但這個流動只是說作為生產要素可以流動,但你的家庭、老人、小孩,如果想一起遷徙到某個城市去定居,就難了。

    即使你成了一個新市民,但子女教育、養老、社會保障等等這些方面,還是很難享受同等待遇。以保障房來說,大部分城市保障房都需要戶籍,沒有戶籍的農民工,根本就不在保障房考慮范圍內,即使諸如重慶這樣的城市考慮了農民工,也是杯水車薪。

    此外,因為在城里也只是打工,不確定性較高,很容易就會返回農村,因此企業的招工成本也會上升,這樣就導致整個經濟效率的下降。

    二元結構影響的也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如果農民工遲遲無法成為真正的市民,社會縱向流動固化,農民工的孩子還是農民工,還是一種漂泊的狀態,這是不利于新老市民融合和社會穩定的。

    經濟觀察報:你說了二元城鄉結構的兩方面:經濟的和社會的,第三方面是什么?

    劉尚希:我們國家公有制也存在兩種形式。農村是集體所有制,城市是國家所有制。

    國有土地使用權可以出讓,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轉讓不能出村,沒有市場估價。一來對農民來講,宅基地、宅基地上的房產以及集體建設用地難以帶來資產性收入。

    但是城市就不一樣了,市民買一個房子,房子可能升值了?,F在統計,居民的資產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房產,這個肯定主要是指城市居民;對農村居民來說,他的房產不但不升值還存在貶值的可能。

    這里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就是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和農民的財產性收入、財產權利,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改革開放前的集體所有制,和農民的收入其實沒有關系,就是“大鍋飯”;后來開始做很多新型集體的轉型,比如合作社、“三變”(注:即資源變股權、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實際上是希望能夠讓集體和其他市場主體一樣,參與到市場競爭中,這個過程,農村的資產、資源就可以得到市場估值,并在市場中流通。

    從這個角度,眼下我們可能還不是一個統一的市場,至少從城鄉的角度來看,沒有形成一個統一市場,農村大量資源無法得到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

    很多農民辛辛苦苦掙錢,回老家在宅基地蓋了一個房子,自己回去也住不了幾天,甚至常年不住人,幾年下來這房子破破爛爛的,實際上是辛苦積累的財富打水漂了。

    如果城鄉二元結構一直持續下去,我們在勞動生產率、潛在經濟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上的提升,可能就已經到頂了。

    其實這才是目前問題的根本,我想現在我們的經濟出現這些狀況,不能就今年來看,實際上2012年以來,我們的經濟增長就在下滑。我們內需不足也不是說現在才開始內需不足,為什么這種狀況一直在持續,難以改善呢?實際上就是陷入到了城鄉二元結構當中,拔不出來。

    經濟觀察報:那我們為什么會陷進去呢?

    劉尚希:城鄉二元結構不是一天形成的。改革開放以后,很多農村改革也僅僅是改變了原有集體經濟的組織形式,比如發展聯產承包責任制,但是農村更深層次的改革后來就擱置了,因為我們轉向了工業改革,主要是在城市里。

    歸根到底,是因為過去四十多年,我們的改革主要發生在經濟層面,改的是“國家和市場”的關系,這方面確實有很大變化,但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上,特別是國家和農民的關系,我們盡管做了不少努力,比如通過三農補貼、農村公共服務,讓公共財政的陽光照耀到農村,但因為有這個二元結構,即使是在民生方面,城市享受到的“陽光”也是更多一些。

    經濟是嵌入到整個社會當中的,又受到社會的整體制約,但這個觀察視角并不清晰,我們總是習慣于把經濟與社會并列起來等量齊觀,難以看到“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對“國家與市場關系”的深層制約。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其實是進入了社會結構扭曲的深水區,在扭曲中就像看哈哈鏡,無法看清楚城市包容性缺失、社會不平等、機會不公平、就業和所有制歧視等對整個經濟改革帶來的羈絆。缺少整體觀和系統觀念,分領域的碎片化政策和改革,是難以看到成效的。

    經濟觀察報:這兩年很多城市戶籍制度已經調整了,但好像很多農民并不愿意去拿那個戶籍,也不想成為新市民。

    劉尚希:只能說當年農民想進城的時候,一些城市使勁的不讓進城,現在需要他們進城的時候,他們也要考慮到房價上漲的壓力,尤其是社會身份。而且受限于上面說的二元結構,他們也無法帶著財產進城,享受不到城市市民的同等待遇,若還要放棄在農村的財產權利,那進城的農民就變成無產者了。農民進城落戶的意愿下降,甚至出現了“非轉農”現象。若成為一種傾向,這將是我國發展中不可小覷的風險。

    對他們而言,原有集體經濟成員的身份像一根臍帶一樣把他們拽著了,留在農村很難,出來也很痛苦,最多是打點工就回去了,就形成當前的這么一種局面。

    但問題是對農村青年來說,就沒有這么多考量了,他們更習慣于城市的生活。寧可在城里漂著,如果不能真正讓他們融入城市,隨著時間的延長,他們會怎么樣?

    更廣泛的改革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主要處理“國家和市場”的關系,就能獲得增長?現在我們必須要去處理國家和社會的關系,我們才有可能挖掘新的增長?

    劉尚希:這些年來我們經濟思維相對來說比較發達,一直推進市場化改革。市場化改革目的是什么?通俗地講,就是怎么掙錢,讓人民生活好起來,國家強起來,相對于計劃經濟,承認物質利益的激勵作用,這已經是個很大的進步了。處理好國家與市場的關系,有利于放開搞活,充分利用我們國家的勞動力資源,再借助于市場優勝劣汰機制,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引進技術,發揮了我們勞動力充足的優勢,讓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而“國家與社會”的改革,就慢于經濟方面,城鄉關系當然是“國家與社會”關系中最核心的一部分,關涉大多數人的身份、權利,還有很多其他的內容,比如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等劃分,都是在這一框架里頭。

    有些人是擔心農民大量舉家遷徙進城后,一旦出現大的經濟波動,社會穩定怎么辦,因而就有了所謂“農村是勞動力的蓄水池”說法,農村可以吸納大量的失業人群。這就是說,要做一種準備:讓三五個人去種一個人可以種的地,這樣每個人就只是吃個半飽。歷史的記憶總是擔心農民沒有土地,進城之后不利于社會穩定。

    對“國家和社會”關系的改革,首先就是要取消這種社會身份劃分,賦予市民、農民等不同職業身份人群以平等的社會權利,這個是屬于社會改革范疇內的。

    這也是為什么后來我們提“新型城鎮化”,更明確地提出了“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也是意識到了這一點,不能光讓土地城鎮化,光從經濟的角度把農民的地征過來了,造房子、賣房子,城市里頭一片繁榮,農民僅僅是個打工仔,也要讓人實現真正的城市化,實際就是農民的市民化。

    這個困難是很多的,涉及很多體制機制改革的問題,比如農村“三塊地改革”,以及農民進城后作為新市民,能否享受到和老市民一樣的公共服務。

    從我們的調研來看,一些三四線城市放開戶籍后,在公共服務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還是優先老市民的,看上去新市民有“排隊資格”,但不一定排得上。

    經濟觀察報:以現在地方財政的狀況,新市民排到的機會可能會越來越???

    劉尚希: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就更難周全了,這就涉及到一個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問題。我們過去是一個靜態的社會,人不流動,可以按照地理思維去考慮問題、設計政策,但現在我們有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是一個動態的社會,地理概念的局限性越來越大。

    在這個社會中,比如說我們的校舍、醫院,它應當根據常住人口來考慮,而不是戶籍人口,也包括我們講的“編制”,比如,一個地方警察有多少,是不是應當與當地的常住人口有關,但目前這些編制的配置是按戶籍人口來的,這就是很多地方有大量協警的一個原因。

    這種按照戶籍人口,以編制管理的體制,實際上是從計劃體制一直延續到現在,它適應一個靜態社會,在目前很容易出現失靈。

    有時候我們去調研,會被問到一個問題,“你看我們是勞動力輸出大省,這些勞動力從小受教育等公共服務,我們都付出了大量的成本,但是我們啥也沒有,也沒稅收也沒GDP,勞動力流入大省是不是應該給我們分一杯羹?”,類似這樣的區域利益協調問題不可能由地方之間一一去協調,成本比較低的辦法無疑是由中央來負責。

    當這種涉及全國人口流動的事權時,就需要進一步協調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中央和地方的事權支出責任劃分,適當上移是大趨勢。

    經濟觀察報:但就像你說的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改革本身也是一項非常大的改革。

    劉尚希:當然是。我們現在的這種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基本框架,還是過去的體制遺留下來的,它已經不完全適應于現在的動態社會。

    經濟觀察報:最近也有很多人提到地方政府在支出責任上,開始越來越大,呈現了無限擔保的趨勢,這個也涉及到中央地方事權支出責任的改革?

    劉尚希:是的,從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角度來看,就是說在社會領域,應當是中央政府唱主角還是地方政府唱主角。

    從發達國家的經歷來看,由中央政府承擔的社會責任是越來越大。比如說社會保障,大多數國家都是由中央政府來承擔。發達國家中央政府本級收入占60%以上,本級支出至少50%,而我們國家中央本級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40%多,分稅制改革之后曾經達到50%多,后來逐年下降;支出方面下降得更快了,只有14%左右,如果把兩本預算(注: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預算)加在一起,中央本級財政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的比重不足10%。發達國家的財政比重也是逐步提高的,因為發展程度越高,跨區域的問題就越多,宏觀的問題就越多,事權、支出責任不得不上移。這種變化趨勢與制度無關,與發展程度相關。

    目前地方不僅是經濟發展的責任主體,也是社會發展的責任主體,還有生態文明建設等等各種責任,都壓給了地方,但地方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協調能力、解決跨區域問題的能力。層級越低,這樣的能力就越低。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提高,事權、支出責任也都需要上移;否則,治理成本將會指數化上升。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眼前是否也已經到了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需要改革的節點?

    劉尚希:迫切需要調整,不調整只會導致地方“小馬拉大車”,效率越來越低,可能內生出一種風險:“治理失靈”,這種風險像“溫水煮青蛙”,其過程難以直觀感受到的。

    各部門把責任層層下移,但權力都是在上頭,這也就形成了一個權責的嚴重不對稱。權小的責任大,權大的責任小。從一個基本的原理來看,權大的責任小,做決策風險小、成本低,就有可能導致官僚主義;而權小的責任大,只能被迫應付,就會導致各種形式主義。

    經濟觀察報:所以目前,比如說部分地方債務問題,可能也不能完全是地方缺乏約束導致的?

    劉尚希:當然。根本問題涉及治理,治理問題要考慮權責對稱。

    目前“權大責任小,權小責任大”在一些地方、一些領域比較常見。在財政上體現出來就是“上面點菜,下面買單”,如果點菜和買單不是一個人,點菜的就會使勁點,因為他不知道要花多少錢。

    每個部門發一個文件,實際上都含著“點菜”的意圖,但各個部門橫向間是“背靠背”的,“點菜”的時候總是會優先考慮部門的需要,“優先”太多,本來一人一個菜夠吃了,但信息不對稱,往往多點菜,地方財政盤子只有那么大,自然也就買不起單了。此外,在統籌協調不力的條件下,也容易在單一目標下“層層加碼”。

    實際上這些都屬于治理的問題。市場經濟的變化帶來了社會的變化,治理也要跟上。特別是一些舊的問題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又產生了,比如少子化、老齡化等,這些對經濟增長當然會帶來影響。

    經濟觀察報:是不是可以這么理解,過去我們主要的改革主要協調了“市場和國家”的關系,現在經濟增長越來越受制于“國家和社會”關系,如果要推動中國經濟進一步高質量發展,就需要更著力于“國家和社會”的關系?

    劉尚希:是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治理的現代化,國家治理的結構就有三個維度,一個國家與市場的關系這個維度、二是國家與社會關系,這是一個維度,還有一個中央與地方關系,這是一個維度。

    三個維度實際上組合成為一個國家的治理結構,每一個維度都很復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過去的改革主要是在國家與市場關系的維度,中央與地方關系維度也有調整,但是在事權上沒有根本性的調整,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維度變化不大。

    社會轉型、法治化注入確定性關鍵

    經濟觀察報:這些改革的推進對于長期當然影響重大,但似乎現在大家關注的更多的短期問題,比如“資產負債表衰退”,沖擊政策等?

    劉尚希:就是因為涉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改革緩于經濟,帶來了我們城市化緩于工業化,工業化提高效率,而城市化創造需求,當城市化放緩后,就會越來越出現需求不足的情況。

    剛開始可能沒有太明顯的問題,但逐漸的就會發現經濟一年弱于一年,因為它的增長受到了城市化的制約。城市人口的增長是內需擴大的源泉,當這個源泉流出的水量跟不上工業化的時候,社會總需求與社會供給之間的循環就會逐漸放緩,增長動力日漸變弱。人的城市化是扭轉這種狀態的戰略抓手,也是當前的著力點。

    經濟觀察報:有些人會擔心說長期改革措施還沒有見效,短期已經下行了,怎么辦?比如我們看到經濟出現了有儲蓄傾向的人更多了,企業投資意愿也比較低等現象。

    劉尚希:“三駕馬車”中的消費和投資,都是嵌入到剛才講的治理結構當中的,社會轉型沒有跟上,消費和投資也沒有后勁。為什么我們經濟領域這些年發過不少經濟改革的文件,效果似乎不如以往?就是因為經濟改革本身也是受社會改革制約的。要從經濟這個概念上跳出來,超越經濟,必須從整個社會去看經濟,才能看清楚經濟的問題是什么、在哪里。

    當治理跟不上導致內生的不確定性增多的時候,大家就會很容易進入一個收縮的狀態。比如一些農民工群體,目前是比較迷茫的,他們的未來在哪?希望在哪?在城市還是在農村?

    企業也是如此。無論生活,還是工作,投資還是經營都會在不確定性中保持一個謹慎的狀態??赡芤恍┬袠I在風口上,也有國家優惠政策扶持,一時間還比較火熱,但能不能成為一個長期的、普遍的趨勢?

    當社會轉型落后于經濟轉型,就會導致整個社會不確定性放大。在這種情況下,年輕人想進體制內,企業家也不敢投資、有房產的要變現、沒房子的也不想買房子,當這些個體的選擇匯總,就意味著資產負債表的收縮。

    若舉棋不定的人多了,社會的活力就下降了,經濟的動力就會下滑。只有讓更多的人明確了自己要干嘛,有了穩定的預期,不需要吆喝,投資、消費都會起來的。

    目前的這種情況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結構性矛盾逐漸積累的結果,加上全球需求不足、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等外部原因以及老齡化、生育率降低等內部原因,就出現了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

    以社會改革帶動經濟改革,加快全面深化改革,辦好自己的事,是應對世界大變局的根本之道。

    經濟觀察報:這種情況下,政府怎么注入確定性?有什么解決方案嗎?

    劉尚希:法治化是降低不確定性、提振信心的關鍵之舉。政府要依法行政,企業也依法經營,出了問題以市場化、法治化的方式來解決,也不要隨意地行政干預,該打官司打官司,政府別在那橫插一杠。最近發的中央文件(注:《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實際上也是強調這個意思。

    經濟觀察報:目前似乎市場上更多經濟研究者還是更關注刺激政策?

    劉尚希:現在是市場技術派是主流,大家可能更關注各種短期數據的變化,“盯盤者”多。從市場出發,這樣研究沒問題。當然,這不是一個好現象。針對改革、政策本身,可能還是需要有更多人來參與討論。不僅學界要參與討論,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相關的改革,要讓全社會都參與到討論中來,這樣才能在執行過程中降低阻力。

    改革不僅是政府的事情。

    經濟觀察報:辜朝明根據資產負債表理論給中國開出了刺激性財政政策的藥方,但也有很多國內學者認為這是一個毒藥,你怎么看?

    劉尚希:在當時日本那種情況下,如果財政緊縮,經濟更起不來了,它后來刺激,如安倍“三支箭”,實際上也刺激不起來了。日本的主要問題是它的產業結構沒有在危機中真正調整過來。它的服務業沒有真正發展起來,再加上金融改革過快等等,政策接連失誤。

    我們現在沒有這個過程,但是我們現在確實也面臨著從資產負債的角度來看的風險,這主要是房地產領域引發的關聯風險。

    房地產關聯著銀行、上下游企業、居民部門甚至城投公司、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當房地產業擴張的時候,這些相關聯的資產負債表都會擴張,大家的日子都比較好過。當房地產一收縮,這些資產負債表都會跟著收縮。如何妥善處理房地產問題,特別是房地產價格問題,會影響中國多部門的資產負債表。

    經濟觀察報:如果按你所說的,我們目前還沒有真正進入一個所謂“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情況,但是為什么好像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有一些“使不上勁”的感覺?

    劉尚希:財政貨幣政策使不上勁,其效果邊際遞減,都是一個體制基礎的問題,不是因為資產負債表。因為體制基礎不健全,使得財政貨幣政策在修復資產負債表方面使不上勁。

    貨幣政策的傳導要看金融市場健全與否以及市場對利率的敏感性?,F在金融市場仍有待進一步健全,在這種情況下只能靠數量管控。數量管控還不行,就靠結構性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化的改革尚不到位,貨幣政策的傳導作用當然就非常有限了。

    財政政策則是處在“中央調控地方化”的體制下(注:即2008年后,地方在積極財政中扮演的角色越發重要),中央要推動積極的財政政策,又要嚴格約束地方債務,地方受陷于種種困難之中,也難以進一步擴張,所以這個難題就又交給了中央。

    從財政支出、基建投資的角度,目前還是有一個領域可以作為抓手的,即城市保障房建設。這個不僅可以解決大量農民工進城的住房問題,而且還可以拉動因房地產拖累而不振的建筑行業及其上下游,既促進了農民的市民化,又能解決了眼前政府投資出路的問題,更何況這件事情是遲早要干的。

    經濟觀察報:今年以來,圍繞經濟政策有非常多辯論,為什么在經濟研究者中,會有這么多分歧?比如前一段時間圍繞“資產負債表衰退”的討論。

    劉尚希:經濟面臨種種不確定性,分歧是很正常的。不確定就是說現有經濟的運行和發展的趨勢,超出了以往的經濟學理論和經驗,這個時候就難以形成共識。

    比如我們國家和日本并不能做簡單比較,各方面差距差異都非常大,所以“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并不能完全解釋我們的問題。但各種對經濟的影響都會體現在資產負債表上,它實際上是一個結果。

    經濟觀察報:如果是在目前的情況,其實你之前也提到,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傳導都受阻,我們又需要一些立竿見影的措施,你覺得目前我們能做的最急迫的是什么事?

    劉尚希:從財政角度來說,可以抓緊投資保障房,尤其是大城市的保障房建設,這是一個帶動效應非常明顯,乘數效應大的政策。

    再一個就是降低利率。我們算過一筆賬,目前企業貸款凈利息支出大概有7萬多億,高于去年GDP的增量,這就是說,我們的金融產生了一個虹吸效應,當前至少要把“虹吸效應”止住。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如果要把“虹吸效應”打平的話需要降多少?

    劉尚希:現在有的國企貸款利率降到了2%以下,但對民企來說利率會高得多,因為銀行對不同的企業實際上它依據風險定價,利率是不一樣的。風險定價,看似合理,但企業的風險處境與體制直接相關。

    我們所說的降息是降低政策利率,但政策利率降下來以后,商業銀行是不是跟著降,還很難說了。此外,采用何種貨幣政策工具,都需要再觀察。

    當前降息確實是有必要的,去年整個銀行業的利潤2.3萬億,有一定承受能力,但要消除金融“虹吸效應”,還是需要金融改革加力。

    經濟觀察報:市場對于一些短期的政策還是很關心,因為它關乎我們的經濟增長,對于解決你所說的諸多問題,經濟增長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先決條件嗎?

    劉尚希:這是當然,現在最大的擔憂就是我們是不是走向了拐點,經濟增速會不會不斷探底。一方面,我們要堅定信心,但另一方面,要有風險意識,要評估今后的變化趨勢,以及對于我們實現2035年目標,即人均收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影響,包括可能引發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趨勢的預期與判斷,這都會連帶影響外資外企、國際貿易和投資。

    因此,目前推動經濟復蘇盡快回歸正常增長狀態,還是至關重要的。這里面,改革還是非常重要的,基于目前的狀況,我們可能還是需要一次頗具深度和規模的改革,釋放新一輪改革紅利。

    版權聲明:以上內容為《經濟觀察報》社原創作品,版權歸《經濟觀察報》社所有。未經《經濟觀察報》社授權,嚴禁轉載或鏡像,否則將依法追究相關行為主體的法律責任。版權合作請致電:【010-60910566-1260】。
    大科創新聞部主任兼高級記者
    主要關注于科技類、創業類產業政策、創投領域以及交通物流領域。擅長深度報道和人物特寫。
    精品九九人伦无码中文字_少妇性按摩无码中文A片_被公疯狂玩弄的年轻人妻_性开放永久免费视频
  • <rp id="ev4gy"><object id="ev4gy"></object></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