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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代中國是一個帝國嗎

    鄭非2023-07-17 22:35

    鄭非/文

    古代中國是不是帝國?關于這個問題,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個學者已經興致勃勃地爭論過了。既然如此,我也厚顏狗尾續貂一回吧。

    讓我們先從大家達成共識的地方往下說。

    首先,大家都同意,帝國這個詞,沒有出現在中國古代史書里,也沒出現在清代以前歷朝官方文件中。

    古籍中提到該詞的大約有兩處。一處是隋代王通在《中說》一書中說道:“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用白話翻譯一下,就是“強國用軍隊去征戰,霸國用智謀去征戰,王國用正義去征戰,帝國用仁德去征戰,皇國用無為去征戰”。很明顯,在這里,王通覺得帝國是強國、霸國的反義詞,后者唯力是從,不講道義、仁德,而帝國是行帝道、講仁德的國家。換句話說,帝國在中國古代,是一個“形容詞”。

    對帝國做此理解的并非王通一人?!短接[》引賈誼《新書》,說:“臣聞強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今漢,帝國也,宜以厚德懷四夷,敦敢不承帝意?”

    考慮到這兩句話相差七、八百年,仍然高度近似,大致可以認定說,古人對何為帝國有一個近乎統一的認知——帝國就是“三皇五帝”或統治者可比擬上古圣君的國家,是一個講仁道的正義國度。這可能可以解釋為什么甚少有古人用帝國來指代自己的國家。

    其次,大家應該也同意,最早用“帝國”一詞來指代國體的中國政府官員是李鴻章。近代以來,清朝官員在外交場合都還是用“大清國”或者“中國”自居。直到1895年李鴻章才在對日談判中,第一次以“大清帝國”自指。而這是受到了日本的影響。日本在十九世紀初把empire一詞翻譯成帝國(這肯定是一次誤譯),在明治維新之后比照大英帝國、法蘭西帝國,也自稱大日本帝國(在十九世紀末,帝國是強國的代名詞,時髦)。李鴻章為了挽回國家顏面,與日本分庭抗禮,也就接受了帝國這個“和制漢語”詞匯。(劉文明:《“大清帝國”概念流變的考察》,《歷史研究》2022年第3期,第134至152頁)

    簡而言之,現代中文中的“帝國”是一個十九世紀引入中國的外來詞匯。什么“大秦帝國”、“大漢帝國”、“大唐帝國”,古人不好意思說。

    好,接下來就進入分歧部分。雖然大家都同意,在中國,帝國這個詞匯雖然古已有之,但到近代其實已經被empire這個詞奪舍。那么古代中國是不是一個empire,就是一個爭論頗大的話題。

    以下要學一學老夫子,先給一些西方人對帝國(empire)的定義——簡·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庫珀給出的定義是:“帝國是一龐大的政治單元,是擴張主義的,或在歷史上擴張至廣大領土上的,在兼并/整合新人群時仍維系區隔/差異和等級制度的政體。”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達爾文將帝國定義為“(其)影響力和權威跨越了若干種族、語言和生態的邊界,一個統治者或政體通過一系列功能、空間和等級安排將其他地區和國家納入其地緣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邁克爾·多伊爾則認為,“(帝國是)一種正式或非正式的互動關系,是一個國家實際控制其他政治實體的無上權力。”(Empir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6)

    《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的定義是:“一個統治超越其國境的領土、由不同民族構成的國家。”(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主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頁)在《大英百科全書》中,帝國是“一種主要的政治單位,中心/本部或單一的主權當局通過正式吞并或各種形式的非正式統治,控制很大范圍的領土和人民。”

    當我們粗略觀察上面這些定義的時候,就能發現這些定義都在強調帝國在空間和社會上的“延展性”,而非權力的深透性。換句話說,在他們看來,“帝國”并非“大國”的天然代名詞(或者說,單單是“大國”還不足以成為“帝國”)。英國學者塞繆爾·芬納就曾抱怨說,人們常常將帝國混淆為疆域遼闊的大國,但帝國的關鍵在于對“其他國家(族群或人民)”加以統治。(轉引自克里尚·庫馬爾:《千年帝國史》,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頁)

    葛兆光先生認為,名實之間,應該舍名而求實。不管古人和近現代西方人使用何種名稱稱呼中國,只看古代中國到底是不是帝國(em-pire)即可。他認為,清代之前的中國就是一個帝國,因為不同時段的中國都包含多個族群、區域和異質文化,由皇帝所管轄。“粵之獞之黎,黔楚之猺,四川之僰之生番,云南之猓之野人”盡服王化。蒙元及清朝比起其他漢族王朝來說,更像是帝國,因為其多元性和復雜性更為明顯。以清朝而論,有六部所管理的漢地十八省,以郡縣制管理(在西南地區還有土官土司),還有以理藩院管理的蒙古、青海、西藏和回部地區。內外蒙古、青海有部、盟、旗行政體制,還有札薩克、喇嘛與都統混合管理。藏區有藏傳佛教領袖與駐藏大臣?;夭縿t雜以州縣、札薩克與伯克制。東北則設盛京、吉林與黑龍江諸將軍,予以軍管。“清朝皇帝有時候像傳統漢族國家的皇帝,有時候則像各個異族的大汗,有時候還像藏傳佛教的宗教領袖甚至是菩薩。”(見葛兆光:《名實之間:有關“漢化”、“殖民”與“帝國”的爭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在一些研究者看來,清朝的首都實際分北京與承德兩處,前者對漢地,后者則掌握的是內陸亞洲。如此看來,“我大清”頭上確實可以帶上“帝國”的帽子。

    葛兆光老師的這個看法,很多人不同意。不同意的理由各有各樣。一些人認為,“西方歷史經驗下的帝國,是不穩定的世界或者國家群,遲早是要分裂或解體的”,所以中國不是帝國。(李友東:《西方學界基于概念轉義的“歷史中國”敘事置換研究》,《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帝國跟擴張、征服這些行為綁得太緊,所以中國不是帝國。(劉文明:《“帝國”化敘事解釋不了中國歷史》,《歷史評論》2022年第3期)還有一些人認為,帝國敘事多強調中心對邊緣的征服/邊緣對中心的反叛,以及以中心/邊緣視角來看待國家內部關系與組成問題。中國自古即多元一體,沒有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所以中國不是帝國。(魏孝稷:《用 “帝國”視角解釋不了中國歷史》,《歷史評論》2020年第2期)

    這里其實有一個知識發生學的問題。前面已經說過了,帝國(empire)是在十九世紀末引入中國的。在彼時,人們看帝國就有兩個不同的視角。

    在第一個視角下,帝國是大國、強國的代名詞,成為帝國是一件榮耀的事情。朋友曾經給我講過一個軼聞笑話,說二戰時期,日軍占領廣州。當時占領軍由于缺乏戰爭物資,四處搜刮金屬,晚上偷偷摸摸地用木制郵筒換掉了金屬郵筒。老廣州看到后嗤之以鼻:“這么窮酸,還想當帝國主義?”

    但話又說回來,在那個時代,帝國與帝國主義捆綁得太緊,導致了人們對帝國的侵略性、拼湊性有了很深的印象。而從那個時代起,世界上就不停地有知識分子與政治家在批評帝國與帝國主義行為。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兩個重塑世界秩序的人分別是俄國革命家列寧與美國總統威爾遜,盡管他們是意識形態上的對手,但他們兩人對舊世界的抨擊卻出乎意料的一致。在他們的眼中,歐洲的舊日帝國代表著對內對外的壓迫與彼此之間的瘋狂競爭,而正是這種壓迫與競爭點燃了世界。因此,列寧主義和威爾遜主義在一件事上達成了一致——需要瓦解帝國。從這個角度看,現代民族國家對帝國的批判與揚棄是二十世紀對十九世紀的否定。而這種否定就構成了人們的第二個帝國視角。

    簡單地說,十九世紀末中國進口帝國(empire)概念的時候,也同時進口了這兩種帝國視角。到現在,它們還在夾攻著人們的歷史理解。

    那古代中國到底是不是一個帝國(empire)?話又要說回來,反對者還是有說得通的地方,那就是帝國概念源出于西方,反映的是西方歷史的政制設置與觀念,同古代中國的情形確實有一些方枘圓鑿的地方。

    比方說,以羅馬帝國而論,它的行政基礎是自治城市,國家官僚規模極小,是所謂“極簡政府”。它奠定了西方人對帝國的一般認識:那就是在一堆地方自治體之上還有一個大勢力統御之,但這個大勢力并不直接破壞這些自治體,“國家不下鄉”。中世紀的歐洲由于盛行封建政治,帝國只相當于一政治聯盟,松散性也就更強。

    到了近代,自西班牙建立海外殖民帝國開始,至英、法帝國大行于世,這些帝國也偶有恢廓大度的手筆,但大體上,其海外社會與本土社會還是相互隔離的。

    至于傳統的哈布斯堡帝國和俄羅斯帝國,貴族/地區聯盟的味道也相當的重。電影《茜茜公主》中,女主角茜茜公主(哈布斯堡的王后)就在奧地利宮廷里致力于彌合德意志人與匈牙利人之間的嫌隙。在沙俄也有相似的例子——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當時一位俄羅斯學者尤里·薩馬林和一位德意志學者卡爾·席倫之間就波羅的海德意志人在帝國中的地位問題爆發了一場激烈論戰,后者堅決主張德意志人與沙俄之間是封建附庸關系,而非簡單的臣屬,薩馬林大罵席倫是叛徒。問題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選擇站在了席倫一方,將斯拉夫主義者薩馬林扔到了監獄里。

    總的來說,西方諸帝國往往是本部比較小,所管轄的異己地方和人民比較多,沒有直接統治的本錢,因此非要構建一種差異化的政治秩序不可,且多多少少帶有一些政治體聯盟的意思。簡而言之,西方帝國的第二個要素就是“差異政治”。

    從這個角度講,古代中國的情形就同西方的帝國概念差了那么一層。單就歷代中原漢族王朝而論,其實看不出來多少“差異政治”的特點。自秦漢以來,郡縣制、中央集權、官僚制一直是各王朝政治的特色。“一道德、齊風俗”、“車同軌、書同文”與編戶齊民也是各級官僚常常推行的政策目標。而且,歷代中原漢族王朝似乎都在有意無意地追求某種地理空間想象的封閉性,忽視多元地理空間的存在。

    這點葛兆光先生也不否定。他在《傳統中國史學中的世界認識》一文中指出,中國的歷史世界觀向來是“以中央王朝為中心,以周邊四裔為附庸”。(葛兆光:《傳統中國史學中的世界認識》,《文史哲》2021年第3期)

    關鍵是,附庸之地往往荒蠻,既不文明,也沒有什么征服的價值,后者在朱元璋的《皇明祖訓》中顯露無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況且,自秦漢以來,就中原漢族王朝而論,異族屬民與本部的土地、人口規模相比幾乎都微不足道。這種集權大一統的傾向,無論如何同西方意義上的帝國精神是不同的。

    換句話說,古代中國也許從形式上滿足西式帝國的條件之一——有多個異族屬民、屬地,但從精神上卻不具備另一個條件——主動的追求、履行差異政治。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假如我們把清代排除出去,古代中國就很難說是西方意義上的帝國(清代中國是不是帝國,另說)。當然,如果我們說它完全不是,那恐怕也不可行。因為它畢竟滿足了條件之一。

    有一種修正辦法是這樣的,說我們這邊的是“天下”,是和諧、自然的共主、共生體系,但這個其實有自己給自己臉上貼金的意思。我個人覺得,更簡潔的方法是承認,這個世界上有著一些“類帝國”——具備某些帝國(empire)要素,但不完全是帝國的國家。

    這些“類帝國”或從過去的帝國蛻變而來,本身以某一個族群、某個地域為中心,且中心區域、人群相較于邊緣人群占絕對優勢,但由于帝國余緒,內里還存在若干“特別行政區”?;蛘弑旧肀緛硎菍嵭袉我徽蔚亩嘧迦簢?,但內里的族群矛盾日益突出,導致國家日益衰敗、分化,以族群為界而治,從而呈現出某種帝國特征?;蛘邍以跉v史的對外征服、擴張過程中,持之以恒的以同化、大一統為最終目標。又或者國家版圖雖小、屬民雖少,但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威,也能有意識的構建差異政制。

    這些“類帝國”由于或在外形上,或在精神上,同帝國相似,因此其舉止多多少少也有帝國性,也會承擔某些帝國會有的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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